目的·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索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治疗前不孕(育)症夫妻二元应对水平的潜在剖面,并探讨不同剖面间的差异及相关因素。方法·招募2023年9月至1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ART治疗的不孕(育)症初诊夫妇,应用一般资料问卷、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二元应对评估工具(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lity Quality of Life Tool,FertiQoL量表)进行评估。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索不孕(育)症夫妻治疗前二元应对的剖面类型,比较不同剖面之间的一般特征,及FPI和FertiQoL量表得分;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二元应对剖面的相关因素。结果·共纳入257对不孕(育)症夫妻,女性平均年龄(30.15±3.07)岁,男性平均年龄(31.82±3.82)岁,平均婚龄(3.75±2.16)年,平均不孕(2.90±1.92)年;男方导致不孕118对、女方导致不孕109对、男女共患不孕(育)症30对;男性DCI平均得分(128.25±19.15)分,女性(129.91±18.32)分。根据二元应对水平,257对夫妻可分为4个潜在剖面:共同积极组(153对,59.5%)、共同消极组(85对,33.1%)、男方积极组(12对,4.7%)及男方消极组(7对,2.7%);不同剖面不孕(育)症夫妻的年龄、FPI得分、FertiQoL量表得分、再婚比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共同积极组为参照,共同消极组的男方年龄更大(OR=1.122,95%CI 1.004~1.254,P=0.036)、男女双方FPI得分更高(男:OR=1.019,95%CI 1.003~1.035,P=0.018;女:OR=1.020,95%CI 1.004~1.036,P=0.015)、男方FertiQoL量表得分更低(OR=0.966,95%CI 0.937~0.996,P=0.029)。结论·接受ART治疗前不孕(育)症夫妻的二元应对水平可分为4个剖面类型;与共同积极应对夫妻相比,男性生育压力大、年龄大、感知的生育生活质量低,以及女性生育压力大均是夫妻共同消极应对的危险因素。
目的:调查不孕症初诊夫妻的生育压力、二元应对和生育生活质量现状,探讨二元应对在生育压力与生育生活质量间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9—11月本中心初诊不孕症、拟进行辅助生殖治疗的267对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二元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和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lity quality of life,FertiQoL)对不孕症夫妻的生育压力、二元应对和生育生活质量进行调查。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R4.3.2软件进行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共发放问卷不孕症夫妻267对,回收有效问卷257对,有效回收率为96.2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不孕症夫妻生育压力与二元应对、生育生活质量呈显著相关性(均P<0.001)。主体-主体效应中,二元应对在女方及男方的生育压力和生育生活质量间的主体中介效应均成立(β=-0.35,P<0.05和β=-0.09,P<0.05);伴侣-主体效应中,女方的生育压力能够通过影响男方的二元应对影响男方的生育生活质量(β=-0.04,P<0.05);男方的二元应对能够通过影响女方的二元应对影响女方的生育生活质量(β=0.06,P<0.05)。结论:不孕症夫妻在应对疾病过程中的行为反应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临床诊治不孕症时在考虑一方生育压力的同时,还要考虑其自身及其与配偶之间的生育压力的相互影响,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提高双方的生育生活质量。
